四四中文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1节（第7页）

忽必烈朝在行政体制的临民部分大规模采纳汉法，并不意味这个北族政权会按照中原王朝的范式全方位地实行“汉化”

。

公元10世纪的辽政权及其以后的北族王朝（金、元和清），与它们之前的北族王朝（如“五胡十六国”

时期的绝大多数非汉族政权，北魏及其继承王朝，后唐、后晋、后汉等沙陀政权）相比，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们在统治了人口密度远远超过其原居地的汉族社会之后，仍然保留着“龙兴之地”

作为种族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

因此它们的制度体系必然会包含这样一些制度成分，其主要功能乃是反映与保障该支配种族及其文化认同、维护支配种族的至上地位。

在建立汉语国号“大元”

以后，元政权并没有放弃它原先的“大蒙古国”

的蒙语国号。

元代后期的蒙、汉文合璧碑铭中，汉文“大元”

国号，蒙语译作“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

，或者“大元大蒙古国”

，或者译作“大蒙古国”

。

与汉、蒙语国号并行使用一样，元代纪年方式也是汉、蒙两种形式并用。

元历代帝的尊号，亦有汉、蒙两种名号。

如忽必烈的汉式尊号为“宪天述道仁文义武大光孝皇帝”

，蒙语尊号作“薛禅合罕”

，意即贤明的大汗；两种名号之间不存在不同语辞之间的对译关系，而是各自出于两个本不相同的符号体系。

元帝的即位仪式，也需要依汉法和蒙古法的方式分别履行。

可见即使是在元时期，元王朝的皇帝其实同时担当着两种角色：对汉族臣民，他是皇帝；而对蒙古民众，他仍然是一个大汗。

所以，处在从大蒙古国到元王朝的转型时期，忽必烈为他的后代所奠定的统治体系，是一个在蒙古人、汉人、回回人（蒙古统治者主要用回回人理财）之间保持着适当张力和微妙平衡的制度及政策体系。

他的汉族谋士们反复向他宣传的“用汉法治中国，则为中国之主”

，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的臆想而已。

在中原汉地纲纪粗张、制度稍具以后，攻宋便被提上元廷的议事日程。

元朝攻取宋重镇襄阳的军事行动从至元五年（1268）开始，至元十年，襄阳破。

翌年元军揭开大举灭宋的战幕。

至元十三年，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献降。

又越三年，漂流在压山（在广州湾内新会南百里洋面上）海面上的宋流亡小朝廷被元军追灭。

同年，坚持抗战三十多年的四川合州宋军也被迫款附。

南宋版图至此全为元有。

与征服中原期间蒙古军队大规模的杀戮相比，元军在攻灭南宋的过程中，已明确地意识到尽可能避免残破南方经济、扰动江南社会的必要性。

南中国在此期间遭受的破坏，总的说来不算太严重。

统一全国以后，忽必烈仰慕汉唐“万方来朝”

的声威，不断遣使到海外各国去“宣布朕意”

，招谕他们入朝。

由于招谕的结果不能满足忽必烈以世界霸主自诩的期望，遂使他渐生开边之心。

他自称不取爪哇，“犹痒在心”

，所以需要得力的战将为他“爬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