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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第6页）

忽必烈的即位诏书，在中统元年他登上皇位一个月之后才颁行天下，表明当时他筹措抢先即位，是何等忙乱仓促。

这是蒙古大汗第一次依汉制发表即位诏。

忽必烈在诏书里宣布：“祖述变通，正在今日。”

此后十多年间，新政权大规模参用中原王朝的传统体制以改变“文治多缺”

的局面，朝廷取《易经》“大哉乾元”

之义，建汉制国号谓“大元”

（1271）；定制以开平为上都（1264）、燕京为大都（1272）；国家的行政、军事、监察、司法、财税等制度体系也逐渐完备。

隋唐王朝的行政中枢机构采取三省六部制。

以后中书、门下两省权势渐衰，金朝废二省，止用尚书省领六部。

由于大蒙古国时期借用“尚书省”

作为大札鲁忽赤衙署的汉语译名，忽必烈改用“中书省”

作为行政中枢的名称，以之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元初用重臣带中书省职衔到地方协调处理特殊事务，称为某处行中书省事，事毕撤罢。

到忽必烈后期，派驻各地的行中书省（简称行省）逐渐成为常设的最高地方行政机构。

依元代定制，除中书省直辖地区（含今山东、河北、山西、辽宁、内蒙等省区的大部或一部），全国划分为岭北、辽阳、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十余个行省，并设宣政院兼理吐蕃（今西藏及云、贵、川、青藏地区）军政。

天山南北的诸多绿洲城池，元代中后叶大都在察合台系后王的控制下。

原驻畏兀儿地区的高昌王亦都护家族退居永昌（在今甘肃）。

元廷在位于元西北边境的哈迷里（今新疆哈密）安置了忠于元朝的一支察合台后裔，封为豳王。

中统三年（1262），山东益都世侯李璮趁忽必烈正与北边的阿里不哥开战，降宋反元。

李璮经营益都近30年，势力及于益都以东和东南的差不多整个山东半岛，南至与宋交界的淮水北岸。

他长期利用自己的势力范围地处蒙宋对峙的战略要冲的便利，“恫疑虚喝，挟敌国以要朝廷”

，益兵自雄。

这一次他仓促发难，声称降宋而不曾事先与宋取得确实的联络，自以为华北各地会群起响应，但大多数世侯却加入了朝廷组织的讨璮大军；在战略上他犹疑保守，坐失主动出击、扩大战果的时机。

占领济南后，李璮屯兵不进达几十日，坐等元廷调度各路军队，包围济南。

从这些情况看，李璮本人似乎先已陶醉在本为迷惑元廷而布设的虚张声势的烟雾中。

他的失败自然不过是时间问题。

元军从中统三年夏历四月初起树栅凿堑，围困济南。

五月中旬，将之完全困死。

至六月中旬，城中以屋檐茅草喂马，人相食。

又历一月，城破。

李璮自沉于大明湖，因水浅不死，生擒后被处死于军前。

李璮称乱后，汉地世侯们虽然多站在朝廷一边，但李璮敢于盼望他们起而响应，说明他们之间一定有过某种隐秘不法的交往。

忽必烈抓住这些在地方上尽专兵民之权的世侯们人人自危的时机，以“惩青徐之乱”

为由，采取了一系列“潜销诸侯之横”

的措施。

元廷在地方上推行兵、民分治的制度，许多世侯被削去军权，保留文职；接着又罢各地管民官世袭，立迁转法，收世侯符节，易地为官；对一家有数人居于要职者，规定兵民权不可聚于一门，诸侯总兵者，其子弟勿复任兵事。

制下，河北大军阀史天泽子侄同日解兵符者凡17人。

此后又制定官员俸禄，颁职分田；确定官吏员数、官职品从；省并州县，减缩地方建制二百余处。

李璮之乱反而成为元廷推行地方行政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