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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第6页）

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严禁宦官识字，后设内宫监典簿，掌文籍，以通晓书、算之小内使任职。

又设尚宝监，掌管王室图书，其内官皆仅识字，不明其义。

至永乐时，明成祖朱棣开始招教官入宫教习妇女，兼教内官，此即为王振入宫之契机。

但正式设堂教宦官读书习字，明宣宗朱瞻基算是开了先例。

朱瞻基性格类似其祖朱棣，并非平庸无能之辈，他也知道宦官对汉唐两代亡国负有极大的责任，但他仍然重用宦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有其深刻的历史发展背景——

明朝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在中央设立了中书省。

明初的中书省组织庞大，职权很重，这一部门远承古代的宰相制度，近袭元朝中书省“录军国重事”

的旧制，省内设左右丞相为长官，还设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高级官僚，以及作为职能办事人员的左右司郎中、员外郎、中书舍人等。

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仅是中书省下属的机构，六部长官尚书、侍郎等不过是丞相的属员。

当时的中书省不但有“综理机务”

的职权，而且全国各级部门给皇帝上的奏报也要“先白中书省”

。

一切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令谕旨，也须经中书省再下达。

中书省相当于是设置在皇帝和国家机构中的一级权力部门，是必要的中转站。

中书省长官更是对一切庶务有权专决，成为处在皇帝一人之下、高踞于百官之上的权要。

朱元璋能得天下，武臣论功，首推徐达、常遇春，文臣论功，则推李善长、刘伯温。

常遇春四十岁病死，刘伯温则辞官不做。

一直以来，文臣派李善长与武臣派徐达间的斗争很尖锐。

朱元璋白手起家，对权力极为看重，担心尾大不掉，便重用胡惟庸为左丞相，以牵制李善长、徐达二人。

然到了后来，中书省大权完全旁落在胡惟庸手中，其人在外生杀黜陟，为所欲为，许多生死人命和升降官员的大事居然不向皇帝奏明就直接执行。

朱元璋起于寒微，私心很重，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大权旁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胡惟庸很快以谋反罪名被凌迟处死，许多大臣株连被杀。

案件前后株连多达三万余人，史称“胡狱”

。

胡惟庸以谋反罪伏诛后，朱元璋查到胡氏欲籍日本为助，越想越是恼怒，曾一度想要发兵征讨日本。

元朝曾对日本大举征讨，因遭遇风雨而全军覆没，是当年横行天下的蒙古遭遇的不多的惨败，故终元之世，日本不通中国。

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谴使赵秩赴日本通好，日本怀良亲王遂派遣使者来华，奉表称臣，两国间的邦交得以恢复。

现在出了胡惟庸之事，两国立即断绝了邦交。

朱元璋又预备对日本用兵，召曹国公李文忠回京师，欲任命其为主帅。

李文忠却力阻出征日本，又引元朝征日本失败的教训为鉴，朱元璋这才勉强作罢，心中却始终耿耿于怀，李文忠后来莫名其妙地中毒死去。

除掉胡惟庸后，朱元璋意犹未尽，下定决心趁这个机会将朝政大权尽数收回自己手中。

他即刻着手对中央机构进行了改革，废除了中书省及丞相制，分中书省及丞相权力归属六部，相对提高六部职权和地位，由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事皆由朝廷总之；兵制上实行卫所制[38]，使武将与兵权分离。

这一系列的措施都使皇权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明代兵制

如此，朱元璋废除了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历史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制度，将军政大权揽于一身，使得皇权大大加强，达到了秦汉以来的极致。

然朝无重臣，总还是要有人办事，皇帝再精明能干，也只有一双手、一双眼，不可能总揽亲裁所有天下大事，于是朱元璋又创置了“四辅官”

，由起自庶民的儒士们担任，以协赞政事，以安生民。

不久皇帝便发现这一套行不通，这些儒生虽然可靠，却没有什么实际处政经验，于是废去四辅官，并于洪武十五年（1382年）仿宋代制度，设内阁于殿廷，置益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职权是侍左右，备顾问。

此时的内阁，既非官署名，也非职官名，殿阁学士也不入典机务，很少参与政事，但它填补了组织形式上的空白。

内阁大学士为三至六人，原属于文学侍从之臣。

如果殿试时文理出众，名列前茅，便可以进入翰林院，获得博览群书的深造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