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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第1页）

我和瓦尔特-科德医生约定在上午9点会晤。

我一早就赶到了医院，等了一个小时。

这有很大的好处，我可以阅读唐尼-雷的病历，尽管我已经把它背得滚瓜烂熟。

候诊室里挤满了癌症病人，我尽量不看他们。

10点钟，一位护士奉命前来找我。

我跟着她走进一个没有窗户的检查室。

医学的行当那么多，有人为何偏偏选中肿瘤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呢？我想是因为这一行总得有人干。

人们为何偏偏选中法律作为自己的职业呢？

我拿着卷宗坐在椅子上，又等了一刻钟。

随着大厅里传来的人声，门被拉开了，一个大约35岁的年轻人快步走了进来。

“贝勒先生吗？”

他边问边伸出右手。

我站起来和他握手。

“是的。”

“瓦尔特-科德。

我很忙。

5分钟谈得完吗？”

“我想够了。”

“那我们就快一点儿。

我有许多病人在等着呐，”

他边说边勉强一笑。

我非常清楚医生对律师讨厌极了。

但由于某种原因，我并不为此而责怪他们。

“谢谢你开的证明。

作用很大。

我们已经取过唐尼-雷的证词了。”

“好极了。”

他比我高了大概足有4英寸。

他俯视我的那副模样，仿佛我是个十足的傻瓜。

我咬牙切齿地说：“我们需要你作证。”

他作出的是医生们典型的反应。

他们厌恶法庭。

为了避免出庭，他们有时会同意让律师录取证词，在庭审时使用。

他们自然也可以拒不同意。

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往往不得不打出最后的一张牌：传票。

律师有权要求法院向包括医生在内的几乎所有人发出传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