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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节（第4页）

元朝编制了哪些主要法典？

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世祖忽必烈命何荣祖主持编定《至元新格》，颁行全国。

这是元代第一部成文法典，分公规、治民、御盗、理财、赋役、课程、仓库、造作、防盗、察狱十事。

该书已佚，详情不得而知，但世祖命何荣祖编新律时，曾要他“简除苛繁”

，根据这一点可以推知，“简”

是这部法典的特征。

正是由于《至元新格》的简略，不能很好地适合统治所需，经成宗、仁宗两朝的努力到英宗时终于修成了新的法典，这就是至治三年（1323）颁布的《大元通制》。

《大元通制》是元代最完整、最系统的一部法典。

它主要包括三个部分：诏制、条格、断例。

诏制相当于敕或敕条，即皇帝的命令；条格相当于令，即法令；断例相当于律，即律刑。

《大元通制》既承袭了中国传统法典的精神，也体现了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是适合元代社会的实际情况的。

顺帝至正六年（1346），元廷又颁行了《至正条格》，条文较《大元通制》多一些，但只是修订和补充而已，没有超出《大元通制》的框架。

《大元通制》是元代最具代表性的法典。

元朝实行了什么宗教政策？

元代的统治者大都采取了十分宽容的宗教政策。

这主要是因为蒙古族本来信奉的是萨满教，而萨满教是一种原始巫教，尚未形成严格的教义和教规，因而对其他宗教没有很强的排斥性。

蒙古统治者在长期的对外征服过程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宗教，对这些宗教，他们都采取了宽容的态度，只要这些宗教不反对蒙古的统治，就让它们自由发展。

成吉思汗对宗教的态度就是如此，他甚至对很多宗教领袖十分礼遇，要求他们为自己祈祷。

成吉思汗以后的蒙古大汗和元朝皇帝们大都继承了这一传统：信奉萨满教，对其他宗教采取宽容态度。

只有忽必烈稍有例外，他本人信奉了喇嘛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推崇佛教的倾向，但他对其他宗教的态度基本上还是宽容的，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全世界崇奉的预言人有四：基督教徒说的是耶稣基督，回教徒说的是摩诃末，犹太教徒说有摩西，佛教徒说有释迦牟尼。

我对这四人，都致敬礼。”

（《马可·波罗游记》）这段话最能代表忽必烈乃至所有元代皇帝对宗教的态度。

基于这种态度，元代统治者施行了十分优裕的政策，规定各宗教的僧侣们只纳商、地税，不用充当任何差役；他们的财产（包括寺院、土地等）都受到严格的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夺；朝廷还向他们供应口粮；而各宗教僧侣们所要做的，就是为元廷皇帝祈福。

在这样一种优厚的条件之下，各种宗教在元代极大地发展起来。

在元代宗教中心大都，几乎什么样的宗教都可以看到，佛寺、道观、教堂、清真寺等比比皆是。

宗教的繁盛成为元代统治的一种特色。

元朝政府是如何利用儒学的？

在元朝建立之前，蒙古统治者是十分轻视儒学的，时人所谓“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

之说基本上是可以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的。

可是，随着蒙古统治者在中原汉地的统治日益稳固，尤其是到了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后，元朝政府对儒学的态度开始由鄙视、排斥转向扶持、利用。

忽必烈是凭借中原汉地雄厚的力量击败争位的阿里不哥的，他十分重视对汉地的控制。

要有效地控制汉地，就必须大力推行汉法，而汉法的精髓正在儒学。

所以，忽必烈一即位，便广召天下名儒，开设国子学，命贵族子弟入学，学习儒家经典；又征召许多儒士入朝做官，参赞军国事务。

由于儒家教育的逐渐普及，到了元朝中期，元统治者对儒学已是十分推崇。

武宗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

；仁宗更说过“修身治国，儒道为切”

这样盛誉儒教的话。

正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之下，仁宗皇庆二年（1313），元廷恢复了中断已八十余年的科举考试，专以程、朱所注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

至此，儒学以程朱理学的形式在元代取得了思想上的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