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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重庆的笔（第4页）

林征感到胸口闷得难受，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您……”

他艰难地开口，“您怎么……”

“怎么活下来的？”

老人转过头，看着他，“因为父亲最后那句话。”

她指了指书桌。

桌上，放着一个木盒子，很旧，漆都磨光了。

“打开看看。”

她说。

林征走过去，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支钢笔。

黑色的，笔身有几道划痕，笔帽上的金属环已经氧化发黑。

“父亲的东西。”

老人说，“他是个校对员，一辈子和文字打交道。

这支笔陪了他十年，从报社到防空洞，最后到了我手里。”

林征拿起笔。

很轻，但在他手里，重如千钧。

“父亲最后对我说：‘敏敏，要好好读书，把今天的事写下来。

’”

老人的声音第一次有了波动，很轻微，像风吹过琴弦，“我记住了。

所以我要活着，要读书，要写字，要把那天晚上的事写下来。”

“所以您……”

“所以我读了书。”

老人说，“孤儿院长大，国家供我上学。

1953年考上大学，学中文。

毕业后当了老师，教了一辈子书。

退休后，开始写。”

她指了指书桌旁边的一个纸箱。

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十个笔记本，牛皮纸封面，都用细绳捆着。

“这是什么？”

林征问。

“是我写的。”

老人说，“从1960年开始写，每年一本，写到去年。

写那天的防空洞，写死去的父母，写重庆大轰炸，写战争中活下来的人。”

“为什么……写这么多？”

林征问。

“因为要记住。”

老人说，“父亲说‘把今天的事写下来’，不是写一天的事，是写一辈子的事。

把战争带来的伤痛写下来，把活下来的愧疚写下来，把那些不该被忘记的人和事写下来。”

她顿了顿，眼睛看着那支钢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