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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节（第2页）

这是出庭辩护律师们喜欢引用的案例，我已经读到过十几个不同的版本。

它效果极佳，因为它十分简单。

我对陪审团说，我只是个刚出校门不久、正为生计进行艰苦挣扎的青年律师。

假如我辛勤地工作，艰苦朴素地生活，把能省的钱都尽量省下来，两年之后在银行里会有1万美元存款，我会怎么办？这是我拼命工作挣来的钱，我当然要保护它。

那么，假如我做错了什么事，譬如说，发了脾气，在某个人鼻子上揍了一拳，打断了他的鼻梁骨，那又怎么办呢？人家当然会要我赔偿一切损失，但我也需要受到惩罚，下次才不会重犯这一过失。

而我只有1万美元存款。

要我赔多少，才能吸取教训呢？1％是100美元；这对我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有任何损害。

我当然不会十分乐意地交出100美元，可我也不会有多大不快。

5％又将如何呢？我打断了人家鼻梁骨，罚我500美元是否就足够了呢？我在写那张支票的时候，会不会感到很痛苦呢？也许会，也许不会。

那么，10％如何？假如我不得不赔偿1000美元，我敢说肯定会出现两种现象。

首先，我会真正感到后悔。

其次，我会改变我的为人处世的方式。

诸位将如何惩罚大利公司呢？你们肯定会像惩罚我或我的邻居一样惩罚它。

你们会看一看银行的报表、算算有多少存款，然后决定罚款的数目，罚得我们心疼，却又不致使我们破产。

对大利这样富有的公司同样也应该如此，他们并不比我们其余的人高出一等。

我对陪审团说，最合适的决定得由他们做出。

我们曾经要求赔偿1000万，但他们无需受此约束。

他们认为应该减少，那尽可以减少，我不想提出一个明确的数目。

我微微一笑，向陪审团致谢，结束了我的结案辩护发言。

接着我又补充了一句，假如他们不能制止大利公司的违法行径，下一个受害的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

有几个陪审员听了直点头，有几个则面带笑容。

还有几个则一直盯着黑板上的数字。

我走回原告席。

坐在角落上的戴克，望着我笑得合不拢嘴。

后排的库柏-杰克逊向我跷起了大拇指。

我在多特身边坐下，急切地等着那位了不起的列奥-F．德拉蒙德的精彩表演，看他能否反败为胜。

他一开始就为自己在挑选陪审员时的表现向陪审团表示深深的歉意，说他很遗憾当时走错了一步，希望陪审团能谅解他信任他。

他讲到他的委托人时，又继续不断地道歉。

他的委托人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最受尊重的保险公司之一，但在本案的索赔问题上犯了一些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

那几封拒赔的信，恶语伤人，麻木不仁到了令人恐怖的地步，他的委托人在这方面的错误是不言而喻的。

不过呢，这家公司有6000多名员工，要想对全体人员的言行举止加以规范，对来往的每一封信件都进行检查，的确也有实际的难处。

当然，这决不是为他们寻找借口，更不是想否认他们所犯的错误。

错误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他就这一主题讲了几分钟，为他委托人的错误精心粉饰，说成是纯属偶然，而决非有意为之。

小心翼翼地绕开索赔档案、工作手册、隐藏的文件和已被揭露的谎言。

这些事实对他像雷区一样充满危险，他要竭力绕开它们。

他坦率地承认，布莱克太太索赔的要求，本应予以满足，总共20万美元。

他这个承认非常重要，陪审员们显然都已牢记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