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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东方美（第10页）

就是在“无”

中充满了“心”

，在“无”

表现中以心传心，这是一种纯粹精神主义的美。

因此，他常常保持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以寻求“顿悟成佛”

，寻求“西方净土的永生”

，“在文艺殿堂中找到解决人的不灭之法，而超越于死”

，从宗教信仰中寻找自己的课题。

川端小说的情调，也是基于这种玄虚，给予人们的审美效果多是人生的空幻感。

他说过：“我相信东方的古典，尤其佛典是世界最大的文学。

我不把经典当作宗教的教义，而是当作文学的幻想来敬重。”

可见他的美学思想受到佛教禅宗的生死玄谈的影响是很深的。

但他毕竟是把它作为“文学的幻想”

，而不是“宗教的教义”

，尽情地让它在“文艺的殿堂”

中邀游。

由此可以说，“空、虚、否定之肯定”

，贯穿了川端的美学意识，他不仅为禅宗诗僧一休宗纯的“入佛教易、进魔界难”

的名句所感动，并以此说明“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家对‘进魔界难’的心情：既想进入而又害怕，只好求助于神灵的保佑”

；同时他非常欣赏泰戈尔的思想：“灵魂的永远自由，存在于爱之中；伟大的东西，存在于细微之中；无限是从形态的羁绊中发现的。”

从《十六岁的日记》、《参加葬礼的名人》，到《抒情歌》、《禽兽》、《临终的眼》等，都把焦点放在佛教“轮回转世”

的中心思想——“生—灭—生”

的问题上，企图通过“魔界”

而达到“佛界”

。

与此相辅相成的，是这种宗教意识，其中包括忠诚的爱与同情，有时依托于心灵，有时依托于爱，似乎“文学中的优美的怜悯之情，大都是玄虚的。

少女们从这种玄虚中培植了悲伤的感情”

。

在他的审美感受中，自然最善于捕捉少女的细微的哀感变化，没入想象和幻想之中，造成以佛教无常美感为中心的典型的“悲哀美”

。

他的作品也自然更多地注意冷艳、幽玄和风韵，有意识地增加幻觉感，以及纤细的哀愁和象征；还常常把非理性贯彻在日常生活、常伦感情中而作出抽象的玄思。

正是这种宗教意识的影响和潜隐，形成川端的“爱”

的哲学和“幽玄”

的审美情趣，它既偏重微妙的、玄虚的，而又以冷艳为基础，带有东方神秘主义的色彩。

川端美学的依据，不是理性，而是非理性。

他以感觉、感受去把握美，认为美就是感觉的完美性。

而且常常把感性和理性割裂和对立起来，把创作活动视作纯个人的主观感受和自我意识的表现，孤立绝缘的心灵独白，以为主观的美是经过“心”

的创造，然后借助“物”

来表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