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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心当一名律师,在我意识到我的老爸憎恨律师这一行当的时候,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了。
那时候,我是一个十几岁的笨手笨脚的大孩子。
笨拙使我困窘,生活使我沮丧,青春期的到来更使我感到恐惧,而且由于不听使唤,正要被老爸遣送到一个军事学校去。
老爸是个退役的海军陆战队员,信奉孩子不打不成器那一套。
而我又已练得伶牙俐齿,不守规矩,于是他想干脆把我发配掉。
过了许多年之后,我才原谅了他。
我的老爸也是一位工业工程师,在一家公司每周工作70小时。
那家公司生产许多产品,其中之一便是梯子。
由于梯子本身就有一定的危险性,他的公司常常成为诉讼的目标。
而又由于我老爸负责设计,他就成了在作证和审讯时为公司讲话的首选对象。
我不能说我因为他憎恨律师而责怪他,但他们把他的生活搅得一团糟,我却因此变得对他们十分赞赏。
他往往在法庭上和他们争论8个小时,然后一跨进家门就猛灌马提尼酒。
那家公司后来破产了,所有的非难当然都指向那些律师。
至于管理不善是否也可能是破产的一个原因,我一次也没有听他提起过。
烈酒成了他的生命。
他变得意志消沉,在几年时间里一直没有一份固定工作,而这实在使我恼火,因为我不得不靠在餐馆侍候人和外送比萨饼苦苦挣扎,才能读完大学。
我想,在大学本科4年当中,我和他大概说过两次话。
获悉已被法学院录取的那一天,我带着这个重大的新闻回到家。
老妈后来告诉我,他在床上躺了整整一星期。
就在我这次凯旋两周之后的一天,他正在杂品储藏室里换灯泡,脚下的梯子突然倒塌(我发誓这是真的),他一个倒栽葱摔了下来。
他在一家私人疗养院里毫无知觉地躺了一年,直到有一天某个慈悲为怀的人让他断了气。
举行葬礼后过了几天,我提出可以诉讼索赔,但老妈硬是不愿。
而我也一直在怀疑,他从梯子上摔下来的当儿,恐怕还是半醉半醒的。
再说他又无职业,分文不挣。
根据我们的伤害索赔制度,他的生命并无什么经济价值。
我的老妈获得了一笔总数5万美元的人寿保险赔偿金,接着就令人不快地改了嫁。
我的后父是个退休的邮局职员,生于托莱多,性格很单纯。
他俩大部分时间都在快快乐乐地跳舞,或是开着一辆温尼巴哥到处旅游。
我和他们关系很冷淡。
老妈没有给过我一个子儿,说是她要靠这点钱过一辈子,而我已经证明即便身无分文也能活得很愉快,因此她觉得我并不需要瓜分她的钱。
我有一个辉煌的未来,可以大把大把赚钱,而她却没有,她这样劝我说。
我敢肯定汉克,也就是她那位新任丈夫,正在用财务方面的建议,把她的耳朵灌得满满的呢。
将来某一天,我们的道路将会再次交叉的,我的路和汉克的路。
5月份我将从法学院毕业,离现在还有一个月。
接着还要参加7月份的律师资格考试。
我不可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但我在班上的排名属于好的一半。
在法学院3年我所做的唯一一件聪明事,是早早修完了必修的和难的课程,所以这最后一个学期我才可以这样轻松。
正是我选的老年法律这一门课程,使我来到这一座炎热潮湿、挤满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长者(他们喜欢人家这样称呼)的金属房子里,此刻坐在摇摇晃晃的椅子上,面对着一张粗制滥造的折叠桌。
在可以看到的唯一一扇门的上方,有几个手写的大字,给这个地方标上了“柏树花园老年公民大楼”
这一堂而皇之的名称,但除了这个名称本身而外,这儿却没有一瓣鲜花一丝葱绿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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