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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第8页）

他本可以问一个无足轻重的问题乘机下台，或者干脆径直回到自己座位上去。

可他却又犯了一个错误。

他抛出了他久用不衰的问题之一。

“假如陪审团给你1000万，你准备怎样使用这笔钱呢？”

要在公开的法庭上不加思索立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其难度可想而知。

然而，多特早已胸有成竹。

“全交给美国白血病研究会。

咱一个子儿也不留，你那臭钱咱一个子儿也不要。”

“谢谢你。”

德拉蒙德说了这几个字，马上夹着尾巴溜回被告席。

多特离开证人席，在我身边坐下时，有两位陪审员确确实实在嗤嗤窃笑。

德拉蒙德面色苍白。

“咱干得咋样？”

她悄声问。

“你让他碰了一鼻子灰，多特。”

我也悄声答。

“咱得抽口烟。”

“马上就要休息啦，忍一忍吧。”

我传唤隆-布莱克出庭作证。

他也有一个脚本，不到半小时作证便已结束。

我们要他证实的只有3件事：在他身上做过试验；他与他的孪生兄弟完全匹配；他一直准备为唐尼-雷捐赠骨髓。

德拉蒙德没有提问。

这时已近11点，基普勒命令休庭10分钟。

多特迫不及待地奔向洗手间，找个空位躲起来抽一支。

我曾警告过她，不能在陪审员面前抽烟。

我和戴克挤在一起，比较各自的笔记。

他坐在我后面，一直在观察陪审员们的反应。

那7封拒赔的信件吸引了他们的注意，而那封“愚蠢之至”

的信更使他们怒气难平。

让他们一直光火，戴克说。

让他们一直生气。

只有在陪审团发怒的时候，才能拿到惩罚性赔款。

瓦尔特-科德医生走上证人席时，给人留下了十分突出的印象。

他穿一件彩格花呢运动装，黑色宽松长裤，打一条红领带，一副成功的青年医生形象。

他出生于孟菲斯，在本市读完了预备学校，接着去范德比尔特上了大学，毕业于杜克大学医学院。

学业品行全都无可挑剔。

我看过他的履历，他作为一个肿瘤专家资格无懈可击。

我把唐尼-雷的医疗记录给了他，而他向陪审团做了一个明白易懂的治疗小结。

他尽可能使用普通人的词汇，而对专业术语也解释清楚。

他是一位医生，所受的教育使他厌恶法庭，但面对陪审团他却显得轻松自如。